作者：刘勃

从三家分晋开始
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战国开始。

司马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的节点：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：“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”

深层原因：自称为诸侯、王，僭越，礼制的破坏。

士人、官僚、外国人

士大夫：春秋以来的长期动乱，对本来就是士的人有坏影响，因为公务员的特权保不住了。有的大夫在政治斗争中失败，家族破落，加入士的行列。

庶士：《管子•小匡》：“是故农之子常为农，朴野而不慝，其秀才之能为士者，则足赖也，故以耕则多粟，以仕则多贤。”

战国时期社会阶级间的壁垒被打破，士作为大夫和庶人之间的一个阶层，成了上下对流交汇的所在。

吴起的故事。

僭主政治->对本国大贵族的不信任->提拔任用外国的士人（李斯《谏逐客书》）

底层民众自身利益与本国利益不相符因此大多数不爱国，相对应的本国贵族大多数爱国。（《曹刿论战》：爱国，“肉食者谋之”，我们“又何间焉”）

中国本来是宗法社会，国家权力只是家族权力的衍生品，那么理所当然，就是家法大于国法，孝敬高于忠诚。

洪迈在《荣斋随笔》里盛赞秦国在引进外来人才方面，决心最大，力度最强。其实这也许恰恰反映了：在列国之中，秦国的贵族传统最弱，而专制传统最发达。

在战国时代，公认两个现象最值得关注：一个是君主权力扩张，一个是士阶层活跃。这两个现象其实相辅相成，而他们合力作用的结果，当然就是各国传统的贵族，一步步被士阶层出身的官僚所取代。

魏惠王的野望

《史记》在围魏救赵和迁都大梁在时间线上的矛盾->《竹书纪年》中记载公元前362年梁惠成王迁都大梁。

商业繁华的同时增加了军事守备的负担，君主的无能导致了人才的流失。

商鞅黑洞

所有这些材料，归结下来其实就是两个关键字：种地和打仗。

在此（变法）之前，人民基本是可以自由搬迁的，出入国境都不在话下，不用办理任何签证。而商鞅的新法，人民则被固定在土地上，也就失去了选择国籍的权力。

商鞅变法的主题，实际上是尊君权。《史记》：“孝公既用卫鞅，鞅欲变法，恐天下议己。”

（马基雅维利《君主论》）

围绕着绝对君权建立的新法，就好像一个可怕的黑洞。他首先扼杀了每一个普通秦人的才智和尊严，然后随着秦国统一的步伐，它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，扑向了山东六国。商鞅本人（他称得上是战国文明的恶之花），只是摆放在黑洞之前的第一道祭品。

（伯罗奔尼撒战争，斯巴达战胜雅典，同样的）

战国无八雄

秦国强大，体现了在冷兵器时代，野蛮落后往往是个优势；越国骤衰，则表明光靠野蛮落后，只能战场上横行一时，毕竟还是不够的。

赵国的两张面具

大抵，代地的力量团结在赵武灵王本人周围，我们称之为“代党”或者“保王党”；邯郸则是贵族派的大本营，那里活跃的是“赵党”或者叫“共和党”（周召共和）

齐国往事不如烟

齐国的孟尝君田文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，并称战国四君子。

总之，平原、信陵、春申三公子的权势，似乎都来自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，他们的个人命运，也和自己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
反映出齐国国内政治体制旧，对外政策大体也陈旧。

争霸战争的思路和统一兼并战争的思路，战略步骤完全相反。

燕过无痕

如此说来，与其说燕王哙复古失败，不如说是创新失败。经过他这一出，算是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，咋乎得再凶的士人也是纸老虎，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，还是牢牢掌握在那些崇尚暴力和权术的诸侯手里。燕王哙的失败固然可能有偶然性，但一次失败之后，禅让主张再也没有实践，却恰恰说明了，士人力量和诸侯相比，悬殊得不成比例。

长平之辨

秦国统一天下的关键之战

天下一统

所谓“被山带河”，山指崤山，河指黄河；所谓“四塞之国”，指秦东有函谷关，南有武关，西有萧关，北有散关，秦地在这四座雄关之中，所以叫关中。

迷信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好人才能成为胜利者，看似体现了道德信念坚定，颇具理想主义情怀。但照这观点推论，结果就是只好承认，胜利者一定都是好人，于是反而成了成王败寇的势利眼，只能沦为对胜利者的粉饰和谀辞。

其实娄敬还搞错了一个问题，周朝最有“德”也最有权威的时候，首都也根本不在洛阳，而恰恰正是在关中。

战国史：王权进一步集中，君主最渴望大一统。